在商业化的大潮中, 足球失去自己的灵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足球刚刚起步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存在. 在19至20世纪的这段变革阶段中, 许多的足球俱乐部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仅仅依靠着一帮业余爱好者的热情是无以为继的. 一些俱乐部放弃了他们的原则, 与政府据理力争, 以使他们能摆脱业余身份的桎梏. 有些俱乐部没这么做, 最终他们从此销声匿迹.
这是一场道德层面上的斗争. 当年在阿森纳所发生的事将这种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1891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皇家阿森纳的股东们投票并通过了一项将俱乐部职业化的动议. 在1893年, 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戴维-丹斯金(David Danskin)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俱乐部. 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将俱乐部职业化.
另一位创始人杰克-韩堡(Jack Humble)对将俱乐部转化为有限公司的动议透了反对票. “这个俱乐部是属于工人的, 我的抱负是让这个俱乐部在将来也一直属于他们.” 可他的抱负显然没能维持很长的时间. 1893年, 阿森纳成为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并改名为伍利奇阿森纳(Woolwich Arsenal).
1913年所发生的事则将韩堡对于阿森纳的规划彻底扫进了废纸篓. 那年, 一位有着地产大亨, 共济会会员, 骑士勋章和保守党议员各种头衔的亨利-乔治-诺里斯(Henry George Norris)爵士把俱乐部搬迁到了首都的另一头. 如果不是因为他当年的这个大胆决定, 我们不太可能看到阿森纳成为今日英超联赛与欧冠联赛中的佼佼者.
如果没有这样的变革, 阿森纳今日最好的结果也可能只是一支在英冠联赛中苦苦挣扎的球队. 阿森纳对于自己俱乐部本身的定位与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理解, 这是我们俱乐部历史中不可分隔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在斯坦福桥的一场比赛, 切尔西的球迷挂出了这么一条标语: “一个名字, 一个球场, 一个俱乐部.” 我们常嘲笑切尔西是一支没有历史的球队, 而这就是他们对此的回应, 他们以此为傲(可我认为他们的标语正好证明了我们对切尔西的观点).
可当切尔西的球迷想到他们的俱乐部对于像阿布拉莫维奇这样的人投怀送抱, 他们可能就不会这么骄傲了. 然而我这是在要求切尔西球迷去拥有智慧与自我意识, 这对他们的要求太高, 这就相当于教会一头熊如何用抽水马桶一样. 事实上, 阿森纳与切尔西都依靠过有争议的商业人物以便继续生存和发展.
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种出卖灵魂以获得成功的交易到底能走多远? 会有一个极限么? 这是个让人感觉不适的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对于这个问题, 没有简单的对或错的答案. 而是没有人愿意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要割舍他所热爱的事物的处境.
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所有的球迷都希望他们所支持的俱乐部取得成功. 在现代社会, 成功的几率与投入的金钱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阿森纳和许多其他俱乐部来说, 这个问题在一个世纪前就存在了. 可现在足球的商业化已经发展到了如此高的程度, 即使跟20年前做比较, 变化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再讲回我们阿森纳的情况, 我们在银行贷款的资助下建起了一座由商业公司冠名的球场. 与此同时, 这些来到英超联赛的石油大亨们把我们挤出了争冠的行列. 祸不单行的是这个时期围绕着阿森纳的控制权还展开了一场斗争. 角逐的双方一个是乌兹别克的钢铁巨头, 另一个是来自密苏里的美国地产大亨. 对阿森纳球迷中的大多数来说, 如果到了这种时候还与阿森纳和足球不离不弃, 那这些球迷所感受到的焦虑是无比巨大的.
许多其他俱乐部的球迷的忍耐程度则是已经到了极限. 温布尔登俱乐部改名换姓并搬到米尔顿金后变成 MK Dons. 这让原本的俱乐部分崩离析. 当格雷泽家族采用杠杆化的收购方式控制了曼联时, 一帮死忠球迷为了表示抗议成立了一家叫 FC 联队的社区足球俱乐部. 而卡迪夫的球迷们面对的则是一个道德的两难局面.
卡迪夫的现任老板陈志远处于市场营销的目的, 赤裸裸地更改了俱乐部的徽章以及球衣的颜色. 他的投资的确让卡迪夫成功晋级英超联赛. 可这个牺牲值得么? 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没有对或错的答案, 一切都取决于各人自己的视角.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让人感到不舒服. 在其它一些更私人也更孤立的案例中, 有些人耐心的极限遭受了挑战.
戴维-科恩(David Conn)在他所写的书<比上帝还富有>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主题.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曼城两次控制权的易主, 分别是九十年代早期的弗兰尼-李以及2008年的ADUG. 科恩与曼城真正意义上的决裂则是发生在他作为一名记者调查弗兰尼-李对曼城的收购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他意识到他童年时期的足球英雄只不过是个商人, 而足球只不过是这些贪婪的人榨取利润的工具.
我的小舅子是伯明翰城的球迷, 当他发现球场里的位置全成了坐席的时候, 他就不再去圣安德鲁斯看球了. 对他来说, 只能坐着看球一点意思都没有, 而他也不情愿继续花钱去现场看他不能尽情享受的比赛. 在一些安静的时候, 我也会不禁会反省自己的忍受极限会在哪里.
我记得几年前我也曾夸口如果乌斯曼诺夫成为阿森纳俱乐部的大股东, 我就不再去现场看阿森纳的比赛. 当时的我太年轻也太幼稚. 我知道即使乌斯曼诺夫真的成为了大股东, 我也还是会去现场看球的. 如果我对这个人如此厌恶, 那么他即使只拥有阿森纳的一股股票, 也足够刺激我去抗议的. 我当然是不会喜欢他来控制俱乐部, 可我也不确定我会 “喜欢” 让克伦克成为俱乐部的老板.
可我还是与阿森纳不离不弃. 我忍受了这个商业冠名的球场, 也忍受了球队的这些远征各地,以赢利为目的的季前巡回赛. 我们中的许多人能勉强挤出一点微笑并称赞道让阿森纳的海外球迷与球队近距离接触有多么的好. 可实际上我们中的大多数真正想表达的是: “阿森纳的这些海外球迷能为我们分担一些财政上的负担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足球的商业化到达了如此的程度, 球迷间已经是互相看对方为俱乐部的送财童子了. 这与韩堡当年对阿森纳的抱负则是大相径庭.
为了跟上票价的上涨, 我已经在各方面开始做出了牺牲. 我总是想只要还能支付得起, 我还是会去现场看球. 我以前曾考虑过如果阿森纳把国内的比赛搬到中立的外国场地上去踢, 我会无法再忍受下去. 因为我无法负担起这样的费用. 我与俱乐部的关系是建立在我能去现场看比赛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我的兴趣会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 我有可能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足球爱好者. 不再是一个我所理解的真正的球迷. 或许我会努力进入到足球新闻的行业中, 报道各种各样的比赛, 就像当年的科恩一样.
当我抱怨一场客场比赛被重新安排到周一晚间的时候, 许多人对我的话有误解.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 “哦, 这给了球员们在欧冠比赛后额外48小时的休息时间.” 我的第一反应是 “糟糕, 球赛结束后连回家的火车都没有了.” 或许我应该为球员们多着想.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当你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时, 一个周日或周一晚间的客场比赛就不再那么有意思了.
我相信, 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会有国内的联赛或杯赛比赛被放到欧洲以外的国家举行. 因为收入上的原因, 英超联赛的 “第39场比赛” 这个议题会不断被人提起并会最终被通过并成为现实. 这只是球衣赞助, 球场冠名, 票价上涨, 次级赞助商以及俱乐部名称, 地点和徽章更改后的下一个十分自然的阶段.
在 “发展” 的名义下, 我已经很勉强地接受了所有上述的这些变化. 因为, 基本上我还能够去现场看球. 对足球比赛我还保有一点我最自私的兴趣. 其实我知道, 如果我足够富有, 并有充裕的时间飞去曼谷看一场正式比赛, 我是会这么做的. 尽管我会反对 “第39场比赛” 或者其它类似的建议, 我的反对只是因为财政上的原因, 而不是因为原则上的问题. 因此, 就如足球产业本身一样, 我道德上的忍受极限与我的财政也是紧密相连的. 就像茅斯-达夫在他的<数学>一歌中所唱的:
“数字是不真实的, 它们从没有感情
如果你过度用力, 即使数字也会有极限
为什么一根稻草会压断骆驼的背? 答案在这儿:
在这根稻草之下的千千万万根稻草 – 这一切都是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