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许多人自觉或不自学地为腐朽势力辩护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是当下最可悲最被歪曲的一句话。自古穷极思变，变通则久。既已存在的于其客观实在性上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现实中存在的却又常有大不合正道天理处。历史的车轮兀自向前行进，当然有时不免滑入低谷，然而，一个民族要想在必要的天命性的时刻重新走向辉煌和伟大，那么就要甩掉泥沙。如果说前路亦将有泥沙，我们何必在乎现在的污垢，那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不说，我们也势必终将日爬行在泥淖里，死掉或者啃食污垢，以保卑微的存活。
在中国，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种非中非西的两面骑墙派。看到别人宣讲东方，立刻攻其为封闭自身，保守腐旧；看到别人论说西方，就攻击人家崇洋媚外，忘了祖宗。真实的情形是，这些人往往即不了解东方，也不了解西方。他们永远是不做实事的挑剔者。为何非要有此二元对立？为何非东即西？新千年时代正是东西方走向融合的大历史时代，切莫只说一家言，切莫只以一家言观。站在世界的大语境中，就是要站在东西方融合的大高度上来。 在中国，我们听到有一群人说：“文人何必相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像他们要团结一切中国文人共同与外国文学做斗争似的。优秀的、美好的文化思想应该多元共存，共同繁荣；庸劣的、腐朽的杂草、病毒、害群之马焉能使其并存？我们不轻视所谓中国正统文坛，外国人难道就不轻视它的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提法无非对真正问题的逃避。有病就要打针吃药，甚至手术，刮骨疗伤，这是一个民族大文化精神的疗伤，绝不是内部利益的窝里斗。
在中国，我们听到有一群人说：“文人何必相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像他们要团结一切中国文人共同与外国文学做斗争似的。优秀的、美好的文化思想应该多元共存，共同繁荣；庸劣的、腐朽的杂草、病毒、害群之马焉能使其并存？我们不轻视所谓中国正统文坛，外国人难道就不轻视它的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提法无非对真正问题的逃避。有病就要打针吃药，甚至手术，刮骨疗伤，这是一个民族大文化精神的疗伤，绝不是内部利益的窝里斗。
在中国，有一种人一味地高喊宽容。听起来似乎高尚，对啊，我们为什么非要蔑视别人呢？因为有爱，才会有蔑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不会去蔑视，拒绝社会责任民族大义的人不会有蔑视。如果你爱你的祖国，那么你就要先学会蔑视它，人如果不恰好蔑视其所爱，他怎么懂得爱呢？鲁迅为什么蔑视？因为伟大的爱而蔑视。鲁迅的蔑视恰恰是因为他的挚爱。怀着伟大的爱而爱，怀着伟大的轻蔑而爱！我不是让你们蔑视他人，你先学会像诚挚的爱者一样蔑视自己、蔑视你所痛爱的沉重的一切吧。
有人看到我的前两篇批判中国当代文坛的文章，善意地劝告我说：“文学不重要啦，现在人们有了电视、互联网、五·一七天游、健身房……有太多令人眼界大开的事情了。现在是出国际象棋大师、水稻杂交大师的时代了。” 是的，这是一个出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商业明星的时代，这个时代唯独不出文学大师和思想家。然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贫困时代的悲哀。这是一个只重小技而不重大道的时代。文学不该仅仅是一项谋生的职业；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民众的工具；对于一个民族，文学应该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文学亦应该是一份美丽而纯洁的追求。
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只为自己写作，我拒绝任何为了其它名义的写作。”这样说就好像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是完全对立的似的。文学包括个人的；媚俗与权力话语的；民族与世界的。个人的文学必然是达到真实普遍的人性才会引发其它个体的共鸣；民族的文学必然是达到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才能震憾一个民族的心灵，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个人的文学之于民族的文学就如民族的文学之于世界的文学。我们不要把个人的、民族的、世界的文学相对立，他们都是关于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人的文学。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乃是那种权力话语的，媚俗作秀的，虚伪造作的非人的文学。
在中国，有着许多善于混淆问题的人。你说反抗中国当代文坛，他便说你迷信西方，反对传统。因此我们必须一再地强调：中国当代所谓正统文坛正是弃绝传统、又邯郸学步于西方的畸形势力。我们反对的只是一个非中非西的怪胎，树上的毒瘤。反抗和改造中国当代文坛，乃是要真正地复兴中华传统，真正地实现东西融合。一个民族必须扎根在一个传统里，而不是飘浮无根。新千年文学就是要回归这个伟大的传统，并且在东西方思想文化融合的大时代语境中对民族和世界的文化精神有所新的承扬。新千年时代的文学应该是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让中国重新引领世界的潮流。因为只有中国的文化在“中道”中具有那种包容世界的文化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