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堂：中国足球第一人 位置：中锋
一提起李惠堂，人们想到的总是历史。于1979年故去的李惠堂的确只能存放在历史当中——被中国足球现状折磨的精神麻木的中国球迷，很难去回忆当年李惠堂是怎么踢球的。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广东五华人。他被称做中国足球第一人，亦被称做亚洲球王。1922年参加香港“夏令杯”足球赛时，17岁的李惠堂就已经展现了足球才华。并在同年入选了香港南华队。1923年参加了中国队，并在1923年、1925年、1930年、1934年参加了四届远东运动会，四次帮助中国队夺得了冠军（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年代）。他在1925年加盟了上海乐群俱乐部，并在当年被聘请为复旦大学体育教授。
对于李惠堂的左脚，我们只能从当年报刊中的找到一点线索，李惠堂善于用左右脚同时开弓，与右脚比起来，他的左脚力量更足，曾多次上演过左脚大力远射，以及在禁区前带球中突然倒地后用左脚抽射的好戏，因此可以把李惠堂看做一名左脚出色的选手，也就是左脚将。
李惠堂的身高有180厘米，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使在当时的远东，他也算高人。李惠堂最精典的入球是在1934年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东三省已经被日本人侵占，日本队与中国队在决赛中相遇，日本队赛前表明要狂胜中国，结果双方在前八十分钟战成3比3平。在最后时刻获得点球，李惠堂的左脚罚中点球，中国队以4比3斩落对手。
提到力量十足的左脚射门，现在的中国人都能想起罗伯特—卡洛斯，但卡洛斯的左脚与李惠堂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儿科。1941年，李惠堂代表华东足球队访问马来西亚，与当地的滨城军联队（主队有不少英国人）进行友谊赛。李惠堂一人打进七球，其中有一个左脚入球还射穿了对方的球网。他还曾经有过罚点球时将对方门将连人带球踢入球网的。元彪主演的电演〈波牛〉，其中导演袁振洋在电影中设计的射门场面，很多灵感都来源于李惠堂的大力射门。
最令人感动还是李惠堂的民族气节，在青天白日旗下挂个黄条的汪伪政府曾经要请李惠堂担任体育副部长，被李惠堂拒绝，以至76号的丁默村准备暗杀李惠堂。在1943年，回到广东的李惠堂打出了“体育救国”的口号，在大后方举办义赛，并将130多场义赛票款全部捐给国民政府。
李惠堂一生共打入了1260球，他在1965年成为国际足联副主席，在1979年，联邦德国的足球杂志将他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另四人是贝利、普斯卡什、马修斯和斯蒂法诺。
李惠堂不仅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而且是足球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足球报前总编严俊君在1986年撰文指出：在中国人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能够给国民带来一点安慰的惟一项目就是足球。在体育竞技项目里，足球是最早接受外国先进技术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足迹，最早跨出亚洲，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文明。应该说，足球是我国各项体育运动的“长子”，也是最早为中华民族争光的“长子”。 抗日战争期间，李惠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正气凛然的气节。（也许因此才会在日本人的游戏里被故意遗忘掉？） 1976年，在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同贝利(巴西)、马修斯(英格兰)、斯蒂法诺(西班牙)、普斯卡士(匈牙利)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传奇的历史吧
1965年任国际足协副会长的李惠堂，1976年被联邦德国一权威足球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另四位是：贝利、马修斯、斯蒂凡诺、普斯卡斯）之一。图片提供／孙德茂 李惠堂从小就酷爱足球活动。6岁时，其父把他送回原籍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老楼村读私塾，读书之余，他以家门前宽阔的草坪作球场，呼朋引伴苦练足球技艺。5年后，他回到香港，继续刻苦训练，并常常请教球坛先辈，技艺大进。在1922年香港“夏令营杯”赛中，17岁的李惠堂展现了娴熟的足球技巧，被足坛前辈所看中，赛后即被吸收为南华体育会甲级队足球运动员。此后在沪港埠际赛、甲级联赛、远东运动会上，他所参加的球队都获得冠军。随后在出访澳大利亚各役中，他也屡立战功，从而声名鹊起。 1925年秋，李惠堂赴上海。起初加盟乐群足球队，击败高丽队并在市锦标赛中夺冠。之后，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1926年，上海举办万国足球锦标赛，以李惠堂任队长的中华足球队，战胜了葡萄牙、苏格兰两个强队，创造了华人足球队连续击败外国足球队的纪录。同年夏，李惠堂发动在沪粤人组建乐华足球队，并任该队董事长和队长，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实力最强的足球队。在全国联赛中，乐华队获冠军。在“史考托”杯赛中，乐华队以4：1击败蝉联九届冠军的外国腊克斯队。1927年，乐华队战胜各国劲旅组成的西联队，获西联甲级第3个冠军。1928年，李惠堂参加万国球赛，被评为最佳球星。1929年，李惠堂加盟的上海队，获全运会足球冠军。李惠堂娴熟精萃的运球技巧和神乎其神的妙射绝技，使上海观众为之倾倒折服，每次出赛，球场均座无虚席，到处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佳话，一时间，李惠堂的英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1930年，李惠堂从上海回到香港任南华足球队长，带队频繁出赛，所战皆捷，连续数年为全港甲组足球赛冠军杯得主，并在第六届全运会足球赛中获得冠军。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李惠堂担任中国足球队队长。在第9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足球队和中国足球队并列冠军，日本队扬言要在这届远东运动会上打败中国队，而以李惠堂为主力的中国队亦斗志高昂，决心教训这一骄狂的对手。决赛那天，天气特别炎热，战况空前激烈，在全场比赛即将结束时，比分依然是三比三。这时，中国队获得罚点球的机会，由李惠堂操刀，一鹄中的！顿时，在场侨胞观众欢声雷动。这场球赛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威风，李惠堂亦荣获了“亚洲球王”的称号。 1941年，李惠堂率华东足球队访问马来西亚，在与槟城军联队对垒时，以11：0大胜，他一人独进7球，并令人震惊地射穿了对方球网。还有一次李惠堂率队与外国球队交锋时，获点球机会，他发脚怒射，球如炮弹出膛，对方门将接球后连球带人滚进网窝，当即呕吐不止，从而有李惠堂罚12码，力大无比，要踢死人的传说。致使有一次李惠堂率队与印尼队比赛时，对方门将见到李惠堂在其门前得球将要举脚发射时，竟然离开球门不敢防守。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本攻陷后，李惠堂逃回老家，曾先后在锡坑、安流、河口、横陂、华城等镇献技传艺，并率五华足球队和航建足球队两访兴梅，有力地推动了家乡足球运动的发展。以后，梅州被誉为“足球之乡”，与李惠堂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日本投降后，李惠堂由原籍回到香港，仍效力于南华足球队。 1947年秋，李惠堂率南华足球队到东南亚访问，与泰国、新加坡等国足球队比赛10场，场场告捷。回港后，李惠堂又参加了香港华联与西联一场足球比赛，年已40多岁的他仍勇猛异常，接连攻入数球，结果华联队以4比2战胜西联队。这场比赛也成了他“挂靴”的告别赛。 1948年李惠堂在港创立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并连任六届主席。此后他以主要精力转向从事教练、著作和电台、报刊体育评论工作。 1979年7月7日，李惠堂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 李惠堂纵横驰骋绿茵25年，足迹遍及亚、欧、澳州。他从17岁成为甲级队员，到42岁挂靴退役，每次比赛都有进球纪录，踢球25年，进球2000多个，获得过50多个荣誉称号，胸前挂满了光彩夺目的奖章。他所参加的足球队，曾荣获过5次远东运动会冠军，4次全国冠军，26次香港冠军，1次广东省冠军，2次印尼冠军，2次亚洲冠军。他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奥运会，尤其是第一次，从东南亚到西欧，沿途 27战，战战皆捷，他独自破门34次。1976年，在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同贝利(巴西)、马修斯(英格兰)、斯蒂法诺(西班牙)、普斯卡士(匈牙利)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二） 李惠堂不仅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而且是足球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香港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主席，并曾获英国足球总会教练文凭，荣膺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和副会长、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是我国足坛和亚洲足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推动我国乃至亚洲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李惠堂又是著名的足球理论家，除驰骋绿茵外，积极探索足球理论，有《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裁判》、《鲁发卫吟草》、《南游散记》等足球论著问世。李惠堂认为，足球训练要从少年儿童抓起，“从小要有对足球发生兴趣，口不离足球，耳不离足球，目不离足球，食不离足球，睡时也不离足球，有如此兴趣而无大成者，未之有也”。李惠堂极为重视团队精神，他说：“现代足球之成败，关键不在于得球的人，而于没有球的人，这话骤然听起来，觉得有点惊奇，但仔细思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足球队中人选，一定各有专长，主事者一定要晓得人尽其用，用尽其才的妙着，为全队谋福利。”“足球运动决非个人能力所为的，任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球星，如果没有10个队友帮你的忙，11个敌人与你对赛，你还不是废人一个！”李惠堂还认为：“足球场这小小方圈，是寻师访友的好去处，是勇毅果敢的养成所，是心理智慧的实验室，慧眼观之真是洞天福地。”“体育真谛，应当以道德为本，技术为末。先求其本，而后齐其末。”“良好的纪律，坚强的意志与密切的合作，是足球队不可缺少的三项要素。否则，即使足球技术再好，也无法充分发挥，球队的战绩也不会理想。”这些精辟的理论，在今天仍极具参考价值。
李惠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23年，他作为南华队主力前锋，随队远征澳大利亚。赛前，澳首都墨尔本除报载中澳足球赛消息外，竟附登一幅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漫画，题曰“东亚病夫”，藐视和污辱中国队，极大地激发了李惠堂和全体球员的怒火，次日两国球队交锋，中国足球队员同仇敌忾，气势如虹，一举击败澳队，轰动一时，大长了华人志气。这次访澳共踢球10多场，每次进球都有李惠堂的功劳。抗日战争期间，李惠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正气凛然的气节。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本军侵占。日军首领要李惠堂踢球比赛，以壮日本军威，李惠堂断然拒绝。1942年春，南京汪伪政府请李惠堂出任体育要职，并派专机迎接，李惠堂亦坚决拒绝。李惠堂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为了避免日军和汪伪汉奸爪牙的暗害，李惠堂在热心体育的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帮助下，通过其在澳门新豪运输公司朋友的关系，在长洲用快扒(走私艇)逃离虎口，辗转月余回到老家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在老家，李惠堂先担任五华粮仓主任，后出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上校参议，兼任兴宁公路站站长，生活淡泊。此后一段时间，李惠堂在家乡组织球队，积极开展足球运动。1943年李惠堂和南华会部分队员在韶关重逢，在他带动下，重建了足球队，开始了“体育救国”的历程，在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举行了130多场义赛，全部门票收入支援抗日战争。李惠堂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全国上下的广泛赞扬。 李惠堂故居五华县锡坑镇老楼村四角楼，名为“联庆楼”，是其父李浩如于光绪十八年 (1892年)所建，现已成为五华推动旅游与足球运动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景点。故居为客家地区常见的“四点金”式建筑，面宽五间、三进深四合院布局，左右各置一幢横屋，四角分置四层炮楼，背后筑一层围屋，门前设晒谷坪、照墙、左右转斗门和半月形水池。墙体用灰沙夯筑，顶为悬山式木桁桷瓦顶。总占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90平方米。故居上、中、下厅檐柱均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横屋底屋檐柱为圆石柱二层为圆木柱。门窗框均用石制，正门、侧门、转斗门均有楷书题刻，上、中、下厅和左右横屋所置屏风梁架等构件，均刻有狮、凤、鳌鱼、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艺品。故居中栋右廊房为李惠堂幼年时住房，右横屋门侧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时练射的“球门”。右横屋第一间为李惠堂抗日战争时期回乡组建足球队时的住房。1994年9月，五华县人民政府为方便人们缅怀球王，把球王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里面办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每年均有不少华侨、港澳台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考察，缅怀球王的光辉业绩。（叶小华／文） 相关链接： 足球报前总编严俊君在1986年撰文指出：在中国人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能够给国民带来一点安慰的惟一项目就是足球。在体育竞技项目里，足球是最早接受外国先进技术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足迹，最早跨出亚洲，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文明。应该说，足球是我国各项体育运动的“长子”，也是最早为中华民族争光的“长子”。 中国足球曾对日本17年不败 有记载的中外足球最早的一场比赛是在1906年。由中国协和书院队对阵英国驻中国的英兵队，电影《京都球侠》就是根据这场比赛拍摄的。比赛结果协和书院队以2比0战胜了对手，并获得为优胜者设立的“九龙杯”。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球队会获胜，赛后，居然特意派人将“九龙杯”送到英军驻地。 新中国成立前，足球开展比较好的地区主要是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大连等地。原因在于当地有外国驻军和外国侨民踢球。而恰恰是这些外国球队在中国的耀武扬威，激起了中国足球爱好者的奋发之心。他们自发地苦练技术，自组球队抗衡洋人球队，这样就涌现出了香港“南华”、上海“乐群”、“乐华”、“东华”、北京“三育”、“利华”、天津“北宁”、大连“东北风”等著名球队，它们都曾多次击败所在城市的西洋球队，从他们手里抢到各项锦标，为中国人出了气。这些球队还曾出访东南亚、日本、澳洲等地，比赛胜多负少，弘扬了中国足球的威风。这其中也涌现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亚洲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飞将军”戴麟经、“无畏将军”叶北华等名将。 而当时的中国队从1913年起出1战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拿到9个冠军。对日本队保持17年不败。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管不顾的情况下，中国队转战东南亚一个多月打了27场比赛，靠比赛筹钱才得以参加1936年奥运会足球赛，而恰恰是因体力不支才在最后10分钟丢了两个球，以0比2输给强队英国队，遭淘汰。 应该说当时通过中国足球志士百般努力，中国足球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已不是很大。
球星逸事 李惠堂拒绝加盟法国球队 阿森纳队看上李惠堂 1936年“亚洲球王”李惠堂以队长身份率领中国队参加柏林奥运会，被英国队以2比0淘汰。随后中国队又出访英国，再战英国队曾先后以1比0、2比1领先，终场前20分钟才被对手以3比2反超。 接下来，中国队又与英国业余冠军队比赛。赛后，到场观战的阿森纳领队阿里逊问李惠堂多大了，当得知他虚岁32岁时，阿里逊惋惜地说：“如果你年轻10岁就好了。” 离开英国，中国队又转战法国，与巴黎红星队比赛，赛毕，红星队领队盛邀李惠堂加盟，李惠堂婉拒说：“我要保持业余球员身份，继续为中国队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