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差一票"只是传说-----摘自《历史的天空》徐贵祥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另外两种说法:“因为普通话是1949年以后的官方的一个政策,所以有的人甚至于把普通话说成是官话,但是这个更早就是更开始就是国语,这个普通话继承的就是国语,中间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国语那是在民国的时期,还有什么注音符号,b、p、m、f、d、t、n、l、g、k、h,这些都是同时来推广出来的。最好玩儿的是,我去过好几个地方,我去洛阳,洛阳人跟我说,当时讨论这个国语的时候,当时候选的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洛阳话,我们洛阳话就差一票,如果要是洛阳话胜了呢,咱们现在要说普通话就得是另一个……然后我又到了陕西,陕西又有人跟我说,当时这个确定国语的时候,候选两个话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陕西话,说我们就差一票。”
到底是哪一种方言当初“差一票”成为国语呢?
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国语周刊》第133、134期(1934年4月14日、21日)连载了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文章《民二读音统一大会始末记》,详细介绍了民国二年制定国音和注音字母的过程。黎锦熙本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与当时的许多与会者熟识,所以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会议的经过。
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读音统一会员,由教育部延聘若干人;各省推举2人,由行政长官推举;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此外华侨代表1人。会员的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具备下列四条之一:1、精通音韵;2、深通《小学》(古时称“文字学”为“小学”);3、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4、谙多种方言。最后确定下来的成员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虽然说各省最多推举2人,但是在教育部任命的会员当中以江浙为主,结果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此外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从这个组成名单来看,来自广东的会员只有4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左右会议结果。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浙江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Y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读音统一大会在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开幕,实到44人,来自江苏的吴敬恒得29票当选议长,王照仅得5票任副议长。会议逐一审定了6500个字(另加600俗字、新字)的“国音”。当时为了记录定下来的“国音”,临时采用了一套注音符号系统。字音确定以后,下一个任务是核定音素,并且确定一套字母系统来表示音素。按照黎锦熙先生的记述,会议进行到这个地步,出席者日渐稀少,但是对于“字母”问题几乎打起架来。当时字母提案颇多,但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方案:1、偏旁派,仿照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为字母;2、符号派,主张另外制定一套符号系统;3、罗马字母派。与会者多日争论僵持不下,结果浙江代表许寿裳等人以及与会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鲁迅)提议,就使用在审定国音期间使用的“临时符号”为注音符号(《国语周刊》刊头上的符号就是这种“注音符号”)。这套符号是章炳麟所创,借用了古代篆字的形状,与前述三派无关,可称为“简单汉字派”。这套“注音字母”在大陆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至今台湾和部分海外华人依然在使用。
国音统一会议由于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所以说在审定的这么多汉字中,也许有一些是“差一票”通过的,但不存在某一个方言整体差一票被定为国语的情形。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从以上国音统一大会的过程来看,所谓粤语或者洛阳话或者陕西话“差一票”成为国语只是个民间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