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个月开始识字，到两岁时，已经读过了《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我的父母觉得这有点奇怪，但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可供比较，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奇怪。
在纽约诺斯波特的学前班，我迅速超过了所有人。7岁时，我进入中学上课，但所有社交活动仍是与同龄的孩子们一起。但当我9岁时，公立学校管理部门表示，我必须与16岁的孩子一起就读全日制中学。我不想那样，因为那里有些人总是欺负我，当他们叫我“百事通”并试图抢我的作业，那种场面十分可怕。
我的父母试图给我找到另一所学校，但最后，由于我过于“超前”，唯一与我水平相当的学校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招生的人说，如果我认为自己能行，那么我就可以入学，但前提是我妈妈要陪读。
因此，10岁的我开始攻读应用数学学士学位。开学第一天我害怕极了，但我也非常兴奋地发现，自己要上第一节真正的物理课了。多数老师都不错，但有一两位不喜欢我。一位教授说，我的学习成绩和其他男同学一样好，这并不意味着我这个人就跟他们一样好。但同学们很支持我，我的父母也一直确保让我拥有一群同龄的朋友；他们不希望我变成一个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14岁那年我毕业了，并享有一项最高荣誉——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我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我认为，自己不会就此满足。随后我进入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17岁时，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科学界的幻想破灭了。我看到了不良行为，并意识到，一些教授的动机并非出于对科学的热爱。我与自己的博士学位导师翻了脸。我对德雷塞尔大学提起了民事诉讼，此案现在已进入有约束力的私下仲裁程序。
我认为，导师利用我的创意申请经费和专利，并享受相应的荣誉。他对此予以否认，并指责我窃取了他的成果。尽管这所大学排除了我剽窃的嫌疑，但仍拒绝授予我博士学位。
在我满心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时，我在首尔建国大学(Konkuk university)申请了一个教授先进的聚变技术的职位。当我获聘时，尚未年满19岁，因此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World Records)。
在韩国，我被当作一个小名人。不管我走在校园的哪个角落，人们都对我行注目礼，还有人邀请我与十来岁的年轻人进行启发性的交谈。但我没有续约：这一年过得很棒，但我想回家了。
我现在仍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对此感到气愤和失望。我一直如此努力，但我的研究成果最终却无影无踪。
希望总是会存在，但我在德雷塞尔大学的经历毁了我。如果有大学给我机会完成学业，我会抓住机会。但作为一个曾将之前就读的大学告上法庭的人，许多大学都害怕与我接触。
眼下，我进入了一所法学院，准备成为一名律师。我希望将法律和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这样我就能保护人们从事研究的权利。
重返校园让我感觉有些奇怪：我今年21岁，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与其他学生同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