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比70后幸福，90后比80后幸福，因为幸福感不可测，但选择可测 [复制链接]

薛兆丰：现代人是否真幸福 不少调查报告——尤其是环保主义者的调查报告——指出现代人的生活素质其实并不好。例如，现在的北京，乌云罩顶，风沙滚滚，居民经常吃冰箱里的陈旧食物，住带空调的火柴盒，穿梭于水泥森林之中。过去可不同了，天青气朗，空气中的负离子特多；连黄包车夫吃的都新鲜的对虾，不含重金属；四合院的老房子东暖夏凉，根本不需要空调。请问这样的世外桃源今天还有吗？有，据说大西北一带就是。 古语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不容易，“屠刀”就是名与利。放下自己的名与利，到符合联合国标准（联合国的工作，除了不断通过协议，就是不断制定标准）的环保地段去居住，是多数城市居民都乐意想一想，说一说，但往往做不到的。那么，聚居在喧闹都市的人们，是否缺乏理智呢？ 经济分析不关心“人是否理智”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人是不是理智的。人们往往喜欢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你去调查，问他们是否快乐，他们会说表面上快乐，实际上不快乐；或者当时快乐，后来发现并不快乐，或者别人以为快乐，其实自己不快乐。这样的调查，是不能作准的。 一个人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都是无法测量其真伪的。只有人的行动才能作数。如果说大都市的很多生活指标都不及从前，那是对的；但说大都市的生活令大多数人不如从前快乐，那就缺乏根据了。不管人们嘴上怎么说，毕竟他们的双脚还是选择了都市。他们是否理智？是否快乐？其实是否真的快乐？天知道。况且，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只有实际行动才是可观察、可测量、可讨论的。 经济学不作价值判断 经济科学的目的，不是评判别人是否理智，而是解释人的行为的原因。人们选择大都市生活，理由固然很多，但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都市提供了更多实现个人雄心的机会。乡村没有那样的机会。就冲着这一点，即使都市的生活环境不如乡村，很多人也还是愿意留在都市受罪，何况都市生活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算不上受罪。 我们周围的空气和水源为什么污染了？都市人为什么要住进水泥做的火柴盒？周围为什么那么喧闹？物价为什么那么贵？拿块镜子来看看，始作俑者就是你。正是你和千千万万的人一道，用行动选择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不良后果。大家的选择是否理智？不知道。我们仅仅能断定一点，即这是多数人长期选择的结果。 据说美国的孩子平均只能说出四位总统的名字，但巧克力的名字却可以说出十多种。M&M公司每年照例都会收到很多孩子甚至大人的来信，这些信件是请求该公司破例生产“蓝色”软糖的。很无聊吧？而在一些比较动荡的国家，孩子们首先关心的，是战争英雄的故事。很充实吗？谁更幸福呢？经济学不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只能分析不同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推测在无障碍时人们迁居的方向。 选择多比选择少更可取 可以随意挑选生活环境的人，总比别无选择的人要更自由。有人说看不起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说他们“没有文化”，“不爱说话”，“找不到两肋插刀的朋友”。其实，即使七、八十年代的人确实如此，那也是值得羡慕的事情。他们的生活是更加令人向往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比上几代人的选择更丰富。 选择越丰富，就越有可能找到称心的生活方式。新一代的年轻人，有条件重温“上山下乡”的生活，只是他们不愿意而已；枕头般厚的《存在与虚无》和《梦的解释》，现在已经无人问津了，因为实实在在谈恋爱更过瘾；神侃中西文明的时间本来是有的，但不如多考两张职称证书的收获大；由于书刊、唱片、影碟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增加了，但这不仅没有妨碍本来就高雅的人继续高雅下去，而且它使得品味本来低俗的人，现在也找到了满意的消遣。 反过来，上一代人当时却没有机会享受现在的生活。如果不考虑几十年前的社会是多么压抑和苦闷，多么缺乏个人发展的机会，人们的时间成本是多么低廉，文娱活动多么枯燥，法制和规则多么不健全，人际关系多么举足轻重，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要去解数学难题，要在那么晦涩的书里找点安慰，要那么隔靴搔痒地谈论“超我”和“本我”的冲突，还那么需要两肋插刀的朋友。 老一代人常常抱怨新一代人缺乏磨练。其实，以前的很多所谓“磨练”，什么大炼钢铁，上山下乡，都是迫不得已、得不偿失、甚至不堪回首的。长时间吃苦的人，对美好的生活的确格外珍惜。但是，现在还故意去吃那些苦，是不是必要呢？饿十天才吃一碗饭，的确格外香甜，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宁愿顿顿饱。 经济分析的任务，是解释人的行为，而不是解释人们的愿望和感受，更不是评判人们的价值观。人们的行为理智不理智，有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够不够厚重，算不算真正的幸福，都是永远纠缠不清，而且不值得深究。人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环境使他们行为不一罢了。对于经济学人来说，只有“人在什么环境下会有什么行为”的问题，才是“可以摆出来”和“值得讨论”的。